（医疗纠纷）陈建平、陈昊等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

陈建平、陈昊等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6）鄂0104民初509号

原告：陈建平，男，1963年7月11日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武汉市武昌区，

原告：陈昊，男，1990年11月14日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武汉市武昌区，

原告：程树森，男，1942年6月25日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武汉市武昌区，

原告：余引娣，女，1944年3月23日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武汉市武昌区，

以上四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叶鹏，湖北诺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解放大道1095号。

法定代表人：徐永健，该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金凤、白朝霞，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陈建平、陈昊、程树森、余引娣与被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以下简称“同济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经前期委托司法鉴定事宜，本院于2016年2月2日立案，于2017年8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庭审。原告陈建平及四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鹏、被告同济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金凤、白朝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建平、陈昊、程树森、余引娣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鉴定费、住宿费、交通费等共计951488.81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3年12月18日，患者程莉因发热并伴有关节疼痛，在江苏省南通市第一医院治疗，2013年12月25日患者程莉出院，出院诊断为“1、淋巴瘤，2、呼吸道感染，3、低蛋白血症”。2013年12月26日，患者程莉到被告同济医院就诊，经检查和核对患者既往病史及外院检验报告，门诊以“淋巴瘤”收入血液内科治疗。入院后诊断为“结缔组织病”予以对症治疗，治疗上以抗感染为主，并长时间大剂量应用地塞米松。经治疗后患者淋巴结极度萎缩，至此方才考虑淋巴瘤可能，遂转入该院肝脏外科准备行脾切除，转科后程莉发生昏厥，考虑为“体位性低血压”给予补液支持治疗。2014年1月9日又转入ICU病房治疗，2014年1月11日14时29分，宣告临床死亡。死亡诊断为：“淋巴瘤可能性大，其他疾病待排”。原告认为被告的医护人员在治疗上存在明显的误诊误治，一直将淋巴瘤当成“结缔组织病”予以对症治疗，最终导致患者程莉因没有得到正确及时的治疗而死亡。对此被告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原告作为患者程莉死亡后的法定第一顺序继承权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相关规定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同济医院辩称，1、被告的诊疗符合医疗规范和临床规范。患者入院诊断为发热原因待查：淋巴瘤？结缔组织病？其他待排。被告按照淋巴瘤、结缔组织病、感染性疾病进行抗感染治疗，同时邀请其他相关科室进行协助治疗。但因患者病情疑难、急速进展而死亡，系疾病的自然转归；2、被告的医疗行为不存在过错，且与患者的死亡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同济医院在对于患者程莉的医疗行为不存在医疗过失或者过错。其最终的死亡系疾病自身发展所致，与同济医院的整个诊疗过程无因果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医疗损害责任纠纷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不承担责任。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被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原被告双方对于患者程莉在同济医院的住院病历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的证明内容均有异议，原告认为住院病历及鉴定意见书证明了被告同济医院存在错误、延误诊断及按照错误诊断进行治疗的过失，被告认为住院病历及鉴定意见书证明同济医院在诊疗过程中不存在过错，且与患者的死亡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原告在庭审中就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复医［2016］医鉴字第16号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申请重新鉴定，理由为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中缺乏规范依据，对于患者死因分析自相矛盾、不符合基本逻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提出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一）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的；（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经过质证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原告未能举证证明该鉴定意见书符合重新鉴定的法定情形，故关于原告重新鉴定的申请本院不予受理。该鉴定意见书的证明内容本院予以采信。

患者程莉于2013年12月26日至2014年1月11日在被告处就诊的事实，原被告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审理查明：患者程莉，1965年6月9日出生，2013年12月26日因“发现皮疹4月余，发热伴关节肿痛近2月”至被告同济医院就诊，以“发热原因待查”住血液内科。入院诊断为“发热原因待查：1.结缔组织病？2.淋巴瘤?3.其他待排。”2013年12月27日行骨髓穿刺及活检术并留取标本行相关检查。2014年1月1日皮肤科会诊、风湿免疫科会诊。2014年1月6日行胸骨骨髓穿刺。2014年1月6日，患者有发热、皮疹、脾大，发热时出现皮疹及颈部淋巴结肿大等，结合pET结果考虑血管免疫母细胞性淋巴瘤可能性大，但无浅表淋巴结明显肿大。2014年1月8日转入被告肝脏外科，转科目的择期行脾切除术+活检，进一步明确诊断。2014年1月9日患者程莉出现发热、伴寒颤，最高体温39℃。晚22时53分转入icu。2014年1月10日行左颈内静脉穿刺置管术。病情仍进行性加重，于2014年1月11日10时47分突发意识丧失，心跳呼吸停止，经抢救，自主心律恢复，13时59分心脏骤停，抢救约30分钟，于2014年1月11日12时29分死亡。死亡原因为呼吸循环衰竭。死亡诊断“1.发热原因待查：淋巴瘤可能性大，其他疾病待排；2.肺部感染，脓毒症休克，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休克、呼吸衰竭、肝功能不全，肾功能不全，DIC）”。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对被告的医疗行为进行医疗过错鉴定，经原被告双方对鉴定材料进行质证，选取鉴定机构，本院委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医疗过错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16年5月25日作出复医［2016］医鉴字第16号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患者程莉在同济医院整个诊疗过程中，以“发热待查”入手，考虑“淋巴瘤、结缔组织病及感染性疾病”等进行鉴别诊断，医方的整个医疗行为符合医疗常规、规范，采取的处理措施适当，不存在医疗过失或过错，患者最终死亡系疾病自身发展所致，与整个诊疗过程无因果关系。患者程莉本身病情复杂，后期病情进展极为迅速，死亡后未进行尸体解剖检查，导致未获得程莉的确切病因与死因诊断。患者程莉进入外科和ICU的病情记录略欠详细，但与患者程莉的死亡没有因果关系。

另查明，原告程树森、余引娣系患者程莉父母，患者程莉生前与丈夫陈建平育有一子陈昊。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的医疗行为是否构成医疗损害侵权。原告主张被告的医疗行为存在误诊、延误治疗，致使患者程莉未得到正确及时的治疗而死亡，被告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与患者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被告辩称被告的医疗行为符合医疗规范和临床规范，在诊疗过程中不存在过错，且与患者的死亡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本院认为：在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中，原告应该提供证据证明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且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从原告提供的现有证据看，无法证明被告的诊疗过程存在过错且与患者程莉的死亡有因果关系。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未能提供充分、确切的证据证明被告在对患者程莉的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且与患者程莉的死亡有因果关系。原告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陈建平、陈昊、程树森、余引娣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800元，由原告陈建平、陈昊、程树森、余引娣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收款单位全称：武汉市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专户市中院诉讼费分户；帐号：007×××93开户行：农行武汉市民航东路分理处832886。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长李旭光

人民陪审员余婷

人民陪审员黄坚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王晓然